上世纪五十年代，广西扶绥等地的肝癌高发情况逐渐引起了多方的注意。死亡率高，病因尚不清楚，缺乏早期诊断、根治的办法，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1958年起，由叶馥荪教授带队的巡回医疗队到全区各地开展肝癌普查，到1977年，通过对全区98个县3000万人口的肝癌等主要恶性肿瘤分布情况调查，发现肝癌有明显的地区分布特点，绘制了第一张广西肝癌死亡率地理分布图。

▲1971年建立广西医学院肿瘤研究小组，叶馥荪教授（左一）带领小组成员在工作。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们跋山涉水、走村入户，一点一点摸清了广西肝癌高发地区流行病学家底，拿到了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这是广西肝癌防治的起步，这个团队的“传家宝”就这么一代代传了下去——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他们竭尽所能，为患者解除病痛。

如今，81岁高龄的肝胆外科彭民浩教授是全院的“院宝”。上世纪60年代，他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外科医生，被分配到乡村行医。

一些末期肝病乃至肝癌的病人来到彭民浩面前，有的人大口大口吐着血，恳求医生救他们一命。然而，以当时的医疗技术，彭民浩束手无策，只能跟他们说“回家去吧，吃点好的。”他至今不忍回忆那一双双绝望的眼睛，“作为一个医生，嘴里说出这句话，心里很痛的，因为自己毫无办法，内心非常愧疚。”

看到了他们的痛苦，看到了自己的无奈。年轻的彭民浩“见了众生”，也“见了自己”，他想要改变现状。

▲彭民浩教授正在进行肝癌手术。

想要挽救这些病人，只能去摘外科手术“皇冠上的明珠”——肝移植。为此，彭民浩以41岁“高龄”从零开始学英语，50岁远赴澳大利亚进修，最终为广西带回了当时最尖端的肝移植技术。

然而，还有一部分病人不具备肝移植的条件，该怎么挽救这些人？接力棒继续往下传。还是那个“传家宝”，那颗悲悯之心，让下一代医生们继续竭尽所能为患者寻找“得救之道”。

广西人对地中海贫血都不陌生，这种遗传性血液病曾经侵袭着数代广西人。如今，我们已经实现了重型地中海贫血儿“零出生”。

取得这个成绩，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1957年，该院儿科医生在日常接诊中发现南宁地区不少孩子患上了贫血症。这引起了梁徐、龙桂芳等几名医生的重视，自此，广西对地中海贫血的研究拉开序幕。

▲1981年，血红蛋白研究组梁徐教授（左3）、龙桂芳教授（右2）开展研究工作。

1964年起，他们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融水苗族自治区县，龙桂芳和同事们对当地三代苗、瑶居民进行血红蛋白病普查，起早贪黑，风餐露宿。有一次在一个山寨遇上了山洪暴发，情势危急，6人被困在一个土堆上，最后是在村民向导的指引下，手牵着手蹚过湍急的洪水，才得以脱困。

那是开荒式的研究。梁徐、龙桂芳教授团队摸清了广西地中海贫血的分布和发病规律，探索出地中海贫血早期产前诊断途径。

与此同时，一个个已经出生的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需要拯救。常规的输血、祛铁治疗不是长久之计。血液内科赖永榕教授回忆，当时的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基本没有活过10岁的，“所以我们急需根治性的治疗手段。”一颗迫切的心，带来的是满满的责任感和行动力。2004年，该院成功实施首例地中海贫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2023年初，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例成人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基因治疗成功。

在八桂大地上，还有另一种地域特征鲜明的癌症，给广西百姓带来了太多的苦难，那就是鼻咽癌。广西鼻咽癌防治的第一步，也在从这里迈出的。

1978年，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两年的黄光武（后任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参加了病毒学家曾毅教授在广西举办的一个鼻咽癌学习班，对鼻咽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要为广西老百姓解决这个难题。

上世纪80年代，黄光武赴日本进修，学习结束后，他带着价值400多万日元的研究设备回国，正是有了这“第一桶金”，广西得以正式开启鼻咽癌的相关研究。

▲黄光武教授荣获广西科技进步特别贡献奖。

黄光武教授早期的出国留学经历，成为一个重要的桥梁，为广西鼻咽癌研究领域早早打开了国际视野，蹚出了国际合作之路。从那之后，这一团队先后有34人到日本、瑞典等国留学。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张哲教授师从黄光武教授，是目前该院在该领域的优秀代表。他带领团队将主要研究方向定为鼻咽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产出了一大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科研成果，逐步解析着鼻咽癌在广西高发的原因。

人类与疾病的抗争从来都是“两条腿走路”——科研和临床缺一不可。科研试图厘清疾病的前世今生，临床则着眼于当下病人的痛苦。

同时，在鼻咽癌治疗领域，凭借着丰富经验，放疗科王仁生教授团队牵头撰写了《中国鼻咽癌放射治疗指南（2020版）》，对于促进广西乃至全国不同层级医院鼻咽癌放射治疗同质化、提高我国鼻咽癌总体诊治水平起到重要作用，从而造福广大鼻咽癌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