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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古籍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如何更好地发掘和保护古籍，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课题。它需要科技的守护，需要大众的关注，要“活下去”，更要“活起来”。
▲广西博物馆的古籍修复工具。 南国早报客户端见习记者 尹世斌摄
壹 查家底，给古籍一个完整的[家]
在一部部重见天日的古籍背后，人们看到了广西在古籍保护和传承上的努力。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实施以来，广西已有4家古籍收藏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分别是广西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柳州市图书馆。4个自治区级古籍修复中心先后成立，分别是广西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广西博物馆。全区有84部古籍入选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定广西珍贵古籍372部，初步建立了古籍分级分类保护和科学修复的体系。
摸清古籍家底是进一步保护和研究的基础。记者获悉，目前广西已完成对全区收藏古籍的首轮普查，相关工作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古籍普查是一个“大海捞针”的过程：线装古书被从库房取出，工作人员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开泛黄的纸页。他们要翻找古籍中相关信息线索，借助《中国古籍总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工具书，认定古籍年代、版本、等级，用专用设备拍摄书影等。通过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录入每部古籍的数据，包括索书号、分类、题名卷数、著者（含著作方式）、版本、版式、存卷、册数、装帧、装具、序跋、刻工、钤印、批校题跋、文献来源等内容。广西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说，顺利时一天能编近十部，“遇到难题的，一天也做不了一套书”。
在将古籍信息登记到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后，古籍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负责组织、统筹全区古籍普查工作的广西图书馆地方民族文献中心主任蓝凌云说，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把国内不同收藏单位的古籍信息集中起来，实现了联合编目，推进了古籍编目和研究工作的效率。现在，他们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清楚了解到，广西具体有多少古籍，版本信息如何。
贰 各种[黑科技]，让更多古籍[活]过来
如何更好地修复古籍，体现了一代代修复师的智慧。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古籍修复的记载出自《齐民要术》：“书有毁裂，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此后，历代修复师不断改进书籍保护与装裱方法。如今，古籍修复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应用了现代科技。
古籍修复师黄玉杏说，修复前首先要对纸张成分进行鉴别。麻纸、竹纸还是混料纸，以前的师傅用手一摸便知，“但是这项手艺没个十年八年是学不出来的。即便学出来了，也有摸错的时候”，现在，透过纸张纤维仪，一下子就能鉴别出纸张的成分，还不会出错。
▲广西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场所，陈列着许多古籍修复器械。 南国早报客户端见习记者 尹世斌摄
记者从广西古籍保护中心获悉，目前国内已经研发出各种古籍修复的“黑科技”，例如新型的工作台，已经可以装备对文物进行临摹、摄影、扫描、远程监控的功能，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实现文物修复正背面的实时高清预览，对修复过程进行数字录像存档，通过纸张纤维仪采集各种不同年代纸的信息，为修复和保护提供数据分析等。纸浆补书机可以自动化完成古籍修复，只不过它只适用于那些纸张拉力较好、遇水不掉色的古籍，且无法修补古籍上的红线蓝线，因此无法完全替代手工修补。
广西博物馆古籍保护工作者张弛说，南宁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交接，常年气候湿热，这增加了纸质古籍文献大面积受潮霉变与虫蛀的风险。因此，对于馆藏的古籍文献保护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古籍原生性修复保护，而应及时进行再生性保护工作——所谓“古籍再生性保护”，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古籍内容进行复制和保存，包括影印岀版、缩微复制和古籍数字化等。
不可否认，扫描、拍照，都可能对古籍造成伤害，“但如果不做（这些工作），过一段时间再看，（古籍）可能跟你当初看到的又不一样了，这同样是种遗憾。”张弛介绍说，眼下已经出现了非接触式的冷光源扫描，可以尽可能减少对书页的接触。这些不断更新的科技手段，将让古籍得到更好的保护。
▲观众在古籍展上驻足观赏。南国早报客户端记者 刘豫摄
叁 让古籍[活]起来，需要更多守护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只有让大众分享古籍保护的成果，古籍里的文字才能真正“活”起来。要实现这一愿望，古籍保护者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如今，象征着传统文化的古籍重新回到了大众视线。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在今年春节档首播，节目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13亿次，豆瓣评分高达9.4分。借助生动的表现形式，古籍阅读不再有“厚重晦涩”、“高不可攀”的刻板印象。而随着短视频应用的普及，一些从事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年轻学者，也主动选择以社交平台记录修复过程、宣传古籍保护理念的方式，延续着“古籍热”。
人们期待更多的突破出现。例如，以升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数字化“痛点”，广西博物馆陈列研究二部副主任黄春说，“古籍是老去的书页，褪色的是文字，不磨的是精神，（而要将精神延续下去）目前的数字化保护措施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这些研究者在意的是，如何能够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将对于古籍的伤害降至最低，让它尽可能地保持原样，又尽可能地被更多人看见。
在现有的《文物保护法》中，被列入“馆藏文物”的古籍，一直存在“藏”与“用”的矛盾。在数字化的解决方案以外，相关部门还在探索多种方式“活化”古籍。历史爱好者们也期待着，不仅能亲眼看到更多具备浓郁广西特色的珍贵古籍，还能有更丰富的形式探究蕴藏其间的文化内涵——毕竟，古籍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保护文物本身，更要让古籍的内容走向大众、走近生活。
古籍与现代生活联结的另一个鲜活案例是：西安永兴坊通过挖掘古籍文献，将历史记载的各种陕西小吃汇聚一地，在占地不足一公顷的地方创造了商业奇迹。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源，还可以被各行各业用来寻根溯源、汲古慧今。这就说明，古籍“复活”的方式远远不止一种，它需要更多人的守护，也需要古籍收藏机构乃至全社会共同的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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