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临沂王先生扶起醉酒摔倒老人反遭家属诬陷一事引发热议。尽管警方通过行车记录仪和手机录像还原本相，但家属仅以“他是个老人”轻描淡写致歉，村干部更称“醉酒不是大事”。这一事件再次撕开社会信任的伤口，暴露出道德善意与风险防范之间的深层矛盾。

首先，事件折射出社会信任危机的顽固性。 王先生扶人前“录像自保”的举动，正是对“彭宇案”阴影的应激反应。当“防讹”成为行善的前提，道德便被迫戴上枷锁。而家属在证据确凿后仍敷衍塞责，村干部将诬陷淡化为“小事”，更凸显社会对诬陷行为的纵容。这种集体冷漠，无异于对善意的二次伤害。

其次，法律与制度的托底作用亟待强化。 尽管《民法典》明确“好人条款”保护救助者，但现实中诬陷者往往无需承担法律后果。本案中，家属未受任何追责，反以“老人”身份获得道德豁免权。建议完善诬陷追责机制，同时建立救助者权益保障基金，让法律真正成为善意的“防弹衣”。

更重要的是，重建道德生态需要系统性努力。 当地见义勇为办公室“鼓励行善但提醒自保”的表态，暴露出现行鼓励机制的乏力。我们既需通过法治划清诬陷的代价红线，也应建立正向激励：将诬陷行为纳入征信体系、设立“善意推定”原则、对救助者给予实质性表彰，让“德者有得”成为社会共识。

守护善意不应是孤勇者的冒险。当王先生们不再需要手持“证据盾牌”才敢扶危济困，当每一次善举都能获得制度护航与社会喝彩，我们的文明才能真正跨越“扶不扶”的伦理陷阱。这需要每个人、每项制度都成为善意的放大器，而非沉默的旁观者。